保持“雙底線思維”

2020/08/09

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是疫情帶來的最大影響。今年政府報告明確提出了“底線思維”,如此看來,我在2016年提出的“穩增長、防風險”的“雙底線思維”在今天也依然適用。


經濟重回“雙底線”軌道

中國宏觀調控的“雙底線思維”主要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2008年—2016年,中國經濟以穩增長為主。中國經濟通過錯峰發展,在2009年的總GDP開始稍超日本,現在則是日本的兩倍多。不過,我們在短期之內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債務規模越滾越大,經濟中的風險也不斷累積。中國經濟曾在六年半的時間里一度下行,從大約10%的增長到每個季度漸次下滑。直到2016年歐美基本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后,我國經濟才開始回穩向好,基本實現軟著陸。


第二階段,2017年—2018年,中國經濟主要以防風險為主。 2016年,我提出宏觀調控政策要堅持“穩增長、防風險”的“雙底線思維”,這也是官、產、學界第一次提出要把“防風險”放到更突出的位置上。這是學者總結的、屬于中國自己的調控思路。到了2017年、2018年,該理論執行了一段時間,中國很多風險指標開始降低,社會整體及金融部門杠桿率下降,政策取得了良好成效。


第三階段,2018年—2019年,中國經濟在中美博弈下側重穩增長。2018年中期,美國就發動了貿易戰,所以該政策得以執行的時間并不長。在對外面臨貿易戰、對內面臨經濟下行的情況下,政策再度調整為以穩增長為主。2018年政治局會議首提“六穩”,但此次再度強調的穩增長則與以往不同。如今的中國,對債務風險、產業風險、長期居民收入增長緩慢、國際環境壓力等風險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對“防風險”這條線掐得更緊,更重視行穩致遠。


第四階段,在后疫情時代,中國經濟重回“穩增長、防風險”的“雙底線”軌道上。疫情致使全球經濟都面臨著衰退壓力。中國提出“六穩六保”,穩增長的底線下調。在穩增長的同時,注重結構化調整和優化,積極發揮財政政策作用;不走“債務—投資”的驅動老路,避免貨幣政策“大水漫灌”,避免再過度依賴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穩增長;適當控制傳統領域基建投資,著力新基建;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


總體看來,“穩增長”和“防風險”,在不同時期占主次的位置是變動的,代表了經濟改革非常重要的兩大基調,兩者都要放在底線上。


2020年GDP增速在0%-1%?

2020年,中國可能是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唯一能實現GDP正增長的國家。我們做過測算:最困難時期的中國經濟增長率可能在1%以內,比較中性的在2%左右,經濟增長率達到3%或者超過3%是較好的情況。我個人看法比較保守,認為0-1%是今年能夠守得住的增速。為什么這么說?


首先,這次疫情在武漢暴發,但武漢人口不到中國總人口的1%,對全局的影響沒有那么大。第二,武漢防疫戰創造了兩個世界第一:一是對100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實施封城,二是進行全民檢測。 第三,我們的疫情防控比較得力,防御手段較為堅決。總體來看,我們為防控疫情做出了犧牲,也取得了效果。所以,中國經濟的復蘇步伐可能更快一些。有專家預計,11月份可能會迎來第二波疫情暴發期。我們對此要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要相信最嚴峻、有邏輯的分析,今年下半年形勢不容樂觀。


今年是一個關鍵節點年,此前我國預設了兩大目標——“GDP比2000年翻兩番”和“打贏脫貧攻堅戰”。全國“兩會”期間發布的《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未對今年GDP增長設定具體目標,堅持保扶貧攻堅,但這個目標其實也很難實現。因為在目前的情況下,很多貧困邊遠地區的人員就業和收入得不到保障。前段時間,李克強總理說,我國6億人的可支配收入在1000元左右。現在受疫情影響,很多人不僅連1000元也保不住,還會失去工作。我認為,疫情持續時間會比較長,對中國影響比較大,即便兩大目標都沒有完成也很正常,暫緩一兩年也不丟人。


中美正處于“脫鉤”期

新冠疫情不僅影響了中國,也影響著全世界的經濟及政治格局。目前,中美關系極為敏感。美國是影響中國發展的長期因素。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是“三部曲”:第一步是貿易戰,第二步是脫鉤,第三步是冷戰。美國一直堅持走這條道路,目前中美正處在第二步“脫鉤”階段。


美國前國防部長威廉·科恩在一次演講中提到,他認為美國的外交政策基礎是盟國政治,美國與盟國之間有經濟利益調整的需要,但它們之間依然是政治軍事外交聯盟。所以,美國會不停地與歐盟、日本打貿易戰,但它并不會將日本和歐盟視為敵人,它們之間依然是伙伴和朋友。


中國則不同,美國把中國列為敵國。它與敵國之間不是打 “貿易戰”的問題,而是如果條件可以,與中國就應該沒有貿易。這也就是所謂的中美“脫鉤”。因此,中美之間不僅僅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和第二大經濟體之間的經濟矛盾和斗爭,而是一個綜合性的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的全面斗爭。美國并不將中國當成一般的老二,而是把中國當成曾經的蘇聯加日本,認為中國的崛起對它而言是一次考驗和挑戰。?


所以,與中國決戰是美國的既定政策。找到病根,我們才能從根本上阻止美國四處張口。


理性地看,在中國和美國關系完全切斷的情況下,我們沒有什么能從根本上完全制約美國的地方。相較之下,還是我們的損失更大,畢竟我們對于美國而言是可替代的,雖然替代成本會更高;而美國對于我們來說,卻是不可替代的。這也是未來美國可能加大貿易戰、加大中美沖突的一個重要原因。


未來幾年,美國會不斷制造非經濟、超經濟的極端事件逼它的盟國站隊,對中國形成集團性的封鎖格局。一旦形成這種封鎖格局,對中國的風險還是很大的。我們對此要高度警惕,要有好的應對措施。但美國能否成功脫鉤?這是一個很大的疑問。因為中國現在與全世界經濟有很深的關聯,二者互相補充。 短時間內,中美關系不會緩和,但我相信中國的供應鏈、產業鏈在全世界都是比較完備的。中美是互補的兩個國家,美國有很多的產業鏈市場在中國。如果沒有中國這個市場,美國也會很難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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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脫鉤期的時間窗口

中美關系之所以走到今天這一步,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對中國的一些經濟政策產生了誤讀。美國誤以為中國不再進行改革開放了;另外,隨著中國經濟的日益發展,我們在國際上承擔了很大的國際義務——派部隊參與維和、亞丁灣護航等等,美國誤認為中國是在進行軍事擴張,不走和平發展道路了。


對此,現在社會上有兩種不同的認識。一種是,因為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即便什么都不做,美國也要“整”中國;另一種是,沒那么嚴重,中美之間總有經濟利益的調整空間。事實上,我們現在是美國動用一切力量打擊的對象,國內還有很多人恨不得馬上和美國決戰,我認為不夠理性。


現在的美國如同中壯年,有經驗,實力雄厚;中國更像青少年,比較年輕,有沖勁。雖然美國是一個老牌的發達國家,但它的增長速度比較低。盡管我們的GDP增長速度在下行,但依然比美國高,或許再過十年我們就真的能更接近甚至超過美國。?


現在我們還在上升期,實力相對弱一點,想辦法化解矛盾,贏取時間對中國才是更有利的。按照這種邏輯推斷,推遲和美國的決戰時間,對中國才是利益最大化。我們要爭取這個時間窗口。我們一定要在開放的過程中,以更加平和的心態看待美國的舉動,建立正確的敵我力量的認識。敵強我弱的時候,敵人希望主力決戰,我們反而要避免主力決戰,做迂回運動戰,不能跟著人家的節奏走。當然,這并不是說我們什么反抗也不做,而是在最終勝算不大、損失很大的格局之下,我們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避其鋒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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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要低價擴股保生存

在當前嚴峻的國內外經濟、政治環境下,很多企業面臨非常大的壓力。政府看企業難以為繼,就給它們發放貸款,我并不贊成這種做法,有時候企業借得多反而“死”得快。現在政府出臺了一些金融政策,延長企業的還息時間、采用低息方法等,這對有些企業來說,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在經濟下行的趨勢下,企業應該采取更為審慎的財務政策,嚴格控制債務。中小企業要做的是少負債,多進行股權融資。


既然中小企業沒錢又不能借錢,該怎么活下去?我提出幾點看法:


一是政府可以替中小企業發一半工資。中小企業是穩就業的基礎,所有抓手的核心目標就是保中小企業。保中小企業不是要借錢給它們,關鍵是財政出手。政府替中小企業發一半工資,以此來保主體、保就業。美國政府就是采取這種辦法,給老百姓發了兩萬億美元,中國也可以借鑒相關經驗。另外,地攤經濟也是保就業的一種方法。總之,就是放一部分,給一部分,這都是政府要做的。


二是企業低價擴股,降低負債率。市場還是有機會的,但在當下,因為市場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企業家要更踏實一些,要做好股權融資,降低負債率。企業應該通過不斷擴股,與投資者進行項目溝通,換取好的社會資源,優化資源配置和治理結構,這才是長遠的發展之路。?


三是鼓勵企業之間投資、重組。現在有很多民營企業賣給國家、找政府參股,換了身份似乎帶動了股價上漲,企業獲得了新生,但這并不合理。我們應該讓企業自己重組,因為每一次危機調整的價值就在于促進資源實現更加合理的配置。政府并沒有資金、精力和能力接管那么多的企業,而且,此舉對市場也會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企業要對自己的生長階段有合理認識,同時政府也要精準施策,鼓勵企業之間投資、重組。


總而言之,未來三到五年是個困難期,企業看不到大的機會,科技上也很難看到大的突破,過了這幾年才會迎來新的調整。當然,我們要看到中國的機會還是比別的國家多。


(毛振華 中誠信集團創始人、董事長?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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