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確定時代里有什么不確定?

2020/08/09

當前,“巨變”、“不確定性”時代的來臨引發了諸多討論。不少人也提出了“企業決策者應該如何去應對這樣的時代”等問題。的確,當前全球的形勢可謂是百年未見的大變局。但對于企業的決策者來說,究竟“不確定性”的不確定性體現在哪些地方?企業又該采取什么適當的方法加以應對?


中國企業的類別很多,我們不能簡單地一概而論。不同類別的企業在面臨改變之時,它們應該做和可以做的事情也會存在不同。簡單來說,中國企業可以分成三大類。第一類企業在中國已經取得領導地位,并且已經進入國際化發展階段,如華為、阿里、聯想等;第二類企業在中國已經取得不錯的成績并開始進入國際化發展階段,但還沒有發展得非常成熟,如字節跳動、OPPO、vivo等;第三類企業以出口為主要業務,從為他人貼牌生產到自有名牌均有涉及,海外市場對它們而言至關重要。


國際局勢變化多端,地緣政治也對全球企業的業務產生了巨大沖擊。此外,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深刻影響著世界秩序的重構。當然,就以上三類企業來說,與全球經濟和其他國家經貿關系越密切的企業,受到上述因素的影響就越大。不過,即便是第四類企業(只與中國本地經濟相關的企業)也不得不關注國際局勢、地緣政治和世界秩序帶來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如今,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沒有誰可以自絕于全球政經發展。所以,企業領導者必須要思考清楚,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應該做什么才能使自己一方面可以爭取到應有的機會,另一方面又能規避相關的風險。


上述的主要驅動因素對中國的影響可分為本土和全球兩個方面。簡單來說,影響有好有壞。


對于本土來說,這些因素驅使中國政府加快了改革開放的步伐,同時遞增和擴大投資的力度,確保中國的經濟能夠穩步上升,“保就業、保經濟”同時通過建設“新基建”和下一代的智慧城市,為中國老百姓創造更高的生活質量。要達到這些目的,在企業發展方面,“公私營合作”(包括地方政府、國企、民企和外資的參與)也會催生新的生態系統出現。


在全球方面,地緣政治和世界秩序的重構帶來的不確定性,主要體現在全球治理和多邊國際關系方面,特別是在“全球化和多邊主義”與“‘xx優先’和單邊主義”兩者之間的博弈,進而出現了以單邊主義為出發點的所謂“國家安全”邊界的無序移動。這讓不少中國企業,特別是第一類和第二類企業都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擔憂。


在這樣的場景之下,企業將會面臨哪些不確定性?這些不確定性又將以什么方式出現?概括來說,有以下五點不確定性:


第一,業務邊界的不確定。企業的業務邊界究竟在哪里?過去,企業家對業務邊界比較清楚,因為他們可以參與制定。但在今天的巨變時代,企業家可能無法單獨制定自己的業務邊界。通常制定者來源于第三方,可能某個國家政府的一道命令就能重新定義企業的業務邊界。


第二,客戶的不確定。過去,企業家很清楚誰是企業的客戶,也清楚企業的首要目標是要為客戶著想。“客戶為先”幾乎已經成為商業的金科玉律。但是今天,客戶可能會因為某些國家的干預,而在一夜之間消失。即便企業想將“客戶放在第一位”,人為的干擾也會致使這一目標無法實現。


第三,標準的不確定。任何業務和生意都有它的標準與規矩。科技方面的業務尤其注意標準,但非科技的業務其實也有標準。過去,各行各業的業務標準和規矩都比較清晰,企業領導者一般都有跡可循。今天,許多標準因某些單方面的不妥協而難以達成,最終出現了“不同區域不同標準”的情況。


第四,價值鏈重構和全球分工的不確定。在上述因素的驅使下,幾乎所有行業的價值鏈都在進行顛覆式的重構,隨之而來的是全球分工的重新配置。在這樣的巨變環境中,企業應該主動或被動處于什么位置?處于重構中的價值鏈之中的價值,將會朝著什么方向和地方移動?價值鏈的重構和全球的再分工并不只受市場力量的驅使,也受到了地緣政治、全球秩序重構的驅動。


第五,商業模式的不確定。上述因素為企業的商業模式帶來了不同程度的不確定性。企業的收入將從哪里來?企業的成本在什么情況下能受到企業家的控制?企業的供應鏈是否安全?企業家的投資特別是在科研上的投資,能否取得合理的回報和保護?如果企業家想要采取額外投資以防范于未然,這些額外的成本由誰承擔?過去,企業通過驗證“MVP”(minimum viable product,最簡化可行產品)就可以到市場上嘗試自己的商業模式,今天還可以嗎?


在巨變時代里所產生的不確定性,來自于多方面和多維度。它的出現方式通常是突然的或是非連續性的。在這樣的時代里,要想使企業順利前進或只是保持生存,企業領導者必須擁有動態的戰略思維、對周圍局勢的細微洞察力和分析問題的批判性眼光,平時要多讀書、接受多種新舊事物,不要人云亦云。世上的事總是在有序中夾雜著混沌,在混沌中也蘊含著有序。


文 | 謝祖墀?高風咨詢公司董事長兼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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