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一帶一路”國際環境的惡化

2020/06/15

“一帶一路”倡議自2013年提出以來,經過幾年的培育發展,其在中國對外經貿合作中的地位不斷提升。尤其是2018年以來,受中美貿易戰影響,在中美投資貿易遇挫的情況下,“一帶一路”的“替代”效應不斷彰顯,正日益發展成為中國對外經貿的新引擎。


然而,在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中國發展的國際環境迎來深刻變化。“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的國際環境變得復雜嚴峻,并出現不利于中國的變化,使未來“一帶一路”合作的順利推進面臨較大挑戰。拋開全球經濟衰退以及產業鏈“去中國化”這兩大不利的國際環境變化因素以外,還有五大不利變化正在使“一帶一路”合作的國際環境惡化,值得警惕,也值得中國的決策者及“走出去”企業關注。


首先,部分國家疫情“追責索賠”導致的“排華”情緒爆發,使“一帶一路”合作的國際環境惡化。雖然“疫情索賠”并沒有法理基礎,但不可否認,這一波由美國帶頭、西方一些國家跟進的向中國“追責索賠”的行動很可能在多個國家蔓延,甚至不排除部分國家的政客以此作為與中國進行利益談判的籌碼。目前,除美國、意大利、英國、德國等西方國家以外,非洲的尼日利亞以及“一帶一路”沿線的埃及和印度也加入了向中國“追責索賠”的行列,意大利還建立了向中國“追責索賠”的聯署網站。雖然目前只有美國密蘇里州是以政府的名義向中國“追責索賠”,或有議員提議要求政府向中國“追責索賠”,其他國家大多是個體律師或民間組織的行為,但絕對不能忽視這些國家“個別”民眾“追責索賠”背后的廣大民意基礎。媒體不遺余力的報道、政客精心的策劃推動,不可避免地激發當地民眾的“排華”情緒。以意大利追責索賠聯署網站為例,上線第一天就有數百人簽名。對于已“走出去”或正打算“走出去”以及到“一帶一路”沿線運營的中國企業而言,這種群體性大規模、大范圍的“排華”絕對不是一件好事。根據過往“走出去”企業的安全案例,一旦出現導火索,難免不出現抵制中資企業甚至打砸中資企業的惡性事件。


事實上,對于部分國家挑起的“追責索賠”,中國絕對不能忽視這些“索賠”訴訟可能產生的不利后果,也不能僅僅以“鬧劇”進行簡單的口頭上的回應指責。2013年1月,菲律賓向聯合國海洋法法庭提起針對中國的“仲裁”。最初菲律賓的這一“仲裁”行為被中國媒體及有關部門發言人指斥為“鬧劇”,中國方面沒有重視并采取相關的應對措施。2016年7月,聯合國海洋法法庭最終缺席判決做出了不利于中國的“裁定”。雖然這次仲裁并沒有實際改變南海島礁的現狀,但卻使中國在南海話語權上極為被動。此次各國發起的疫情“追責索賠”行動,其帶來的訴訟后果無疑將遠遠大于四年前的這次仲裁。中國應該從最壞的角度做最充分的應對準備。


其次,部分民眾狹隘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對“一帶一路”合作的國際環境造成不利影響。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民族主義就伴隨著保護主義在全球眾多國家中抬頭,這其中也不乏滋生出少數極端的民族主義者。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初,部分西方國家就出現敵視華人或亞裔的現象。而隨著疫情在全球的蔓延,部分國家民眾向中國“追責索賠”的行為本質上就是民族主義情緒的升級體現。不可否認,目前中國國內部分民眾也出現了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而且正在高漲。這種情緒的濫用對中國“一帶一路”合作的國際環境將造成極為不利的影響。以網文《某國渴望回歸中國》為例,此文在國內大量轉發并經轉發在該國流傳,最后該國政府召見中國駐該國大使進行抗議,引發一場外交意外。在網絡上,部分網民還挑起了與意見相異人士的群體罵戰,動輒宣稱抵制他國產品,嘲諷部分國家“不會抄”中國的抗疫作業,而且有愈演愈烈趨勢。事實上,要尤其注意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形成的輿論氛圍在某些領域、某些層面影響有關部門政策措施的制定,進而影響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走向,影響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關系,并影響雙邊的經貿合作,影響中國企業在這些國家的投資。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發展水平與世界先進國家還有很大的差距,中國的發展成果來之不易,中國未來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中華民族是一個溫和的民族,也是一個包容的民族。希望國家強盛、民眾富裕是每一個中國人的愿望。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只會阻擋中國的發展,無法讓國家走向更高的高度,也無益于民族整體素質的提升。


第三,保護主義的興起將一定程度上阻礙“一帶一路”合作的順利實施。如上所述,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西方部分學者開始反思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與保護主義抬頭。無論是在投資還是貿易層面,全球以國家安全的名義采取的產品與生產要素的流動限制越來越多。前一段時間,媒體報道的歐盟、澳大利亞、印度、西班牙等國密集出臺投資規定,限制外國投資只是這一趨勢長河中的小浪花。在投資層面,從2010年開始,部分經濟體就加強了外資投資并購的安全審查,中國也曾于2011年初發布《關于建立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安全審查制度的通知》,只是在外資投資并購實踐中審查的尺度相對較寬。比較有代表性的是美國。美國在2018年就通過了《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FIRRMA),對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進行改革,擴大CFIUS的審查權限。根據FIRRMA法案,與之前的審查內容相比,CFIUS在審查過程中必須評估的國家安全因素幾乎翻了一倍。而在2019年4月生效的《歐盟外商投資審查條例》,在基建、核心技術等方面的外商投資監管限制增多,歐洲整體投資監管就已經趨嚴。今年3月,歐盟發布的《有關外商直接投資(FDI)和資本自由流動、保護歐盟戰略性資產收購指南》也只是以前審查條例的操作指引。美國及歐盟等國家和地區以“安全”的名義加強對“核心技術”投資的審查,預示著發達國家的投資監管與保護日益趨嚴。而此次隨著疫情的大規模暴發,無疑將促使更多的國家采取相應的針對外資的投資限制措施。


在貿易層面,近年來,全球貿易面臨的政策環境也出現不利變化。非關稅壁壘明顯增多,世界進出口總額增幅收窄。根據WTO的統計,2017年,全球貨物貿易增速為4.6%;2018年,全球貨物貿易增速下降至3%;2019年,全球貿易再度下降。而今年受疫情影響,眾多國家對醫療物資采取了出口限制措施。除此之外,目前世界上已有20多個國家宣布對農產品實行出口限制或升級出口管理措施。在限制農產品出口的國家中,有12個國家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包括俄羅斯、印度、泰國、哈薩克斯坦、塞爾維亞、烏克蘭等。其中有5個國家在中國“一帶一路”沿線十大農產品貿易國之列。未來,隨著疫情的擴散,不排除更多國家采取嚴格的保護措施對經貿合作進行限制的可能。整體看,在疫情沖擊下,無論是在投資還是貿易領域,各主要國家基于本國的利益考量,都采取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措施。無疑,獲得疫情加速度的保護主義將對“一帶一路”合作產生深刻的影響。


第四,全球輿論環境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順利實施帶來壓力。由于多數“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過去曾長期受英法等西方國家控制,這些國家的民眾對歐美國家的認同度相對較高。而且長期以來,西方媒體在這些國家一直都比較活躍。一些媒體人視中國的“一帶一路”為“新世紀的殖民行為”,經常通過媒體質疑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也正因為如此,過去中國“走出去”的企業一旦在安全或者環保等方面出現事故,往往被媒體放大,對中國企業的正常運營造成影響。這次疫情,西方的主要媒體做了很多報道。這些媒體并非采取常見的謾罵或人身攻擊的方式進行輿論引導,而是設置了大量有關“追責索賠”的話題,邀請眾多領域不同意見的嘉賓參與“是否應向中國追償”的討論。雖然表面上這些媒體在客觀呈現各方的觀點,實質上卻在一遍遍地向公眾強化對“中國追責索賠”的意識,無形中渲染著“排華”的情緒。部分媒體還刊文列舉損失清單,并詳細介紹需要向中國“索賠”的具體款項。目前看,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以“索賠”為報道焦點,正在形成不利于中國的強大輿論洪流。這勢必摧毀中國過去長期營造的形象,使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及中國的整體形象處于不利的輿論環境。


第五,文化、價值觀念沖突的明面化使“一帶一路”的國際環境面臨不利影響。過去較長一段時間,尤其是在冷戰結束以后,國與國之間的沖突更多地體現為經濟利益方面的沖突。利益的融合緩解了價值觀的沖突,或者說各相關方決策者都在小心避免觸碰價值觀分歧。然而近年來,除利益沖突之外,價值觀的沖突對國家經貿關系的影響日益顯著。以美國為例,美國自2017年12月的《國家安全戰略》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后,2018年以來,美國針對中國的限制措施從最初的貿易摩擦逐步升級,并向投資限制、技術封鎖、金融限制等領域蔓延。如果說以前中美貿易沖突、投資限制等還讓“價值觀念沖突”披了一件“利益沖突”的外衣,那么本次疫情則將徹底使過去文化價值觀的“暗戰”明面化。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是否應該佩戴口罩、是否應該采取犧牲自由的嚴格禁足措施、哪一種體制對防控疫情更有效”等等問題的爭論。凡此種種,不一而足。目前,這種漸趨顯性化的文化、價值觀念的沖突究竟會怎樣影響“一帶一路”合作的國際環境,是否會形成新的冷戰,是否會導致中國與全球的脫鉤或半脫鉤,是否應該淡化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的分歧,這些都考驗著各方的決策智慧。


綜上所述,以上幾個不利的變化正在疊加,并彼此形成合力,對中國目前的國際環境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如果不能在短期內化解這些不利因素,它或將使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的國際環境急劇惡化。面對如此處境,中國究竟應該如何選擇?如何應對?值得我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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